只有“对其他生物伙伴产生一种同胞感”，人类才能安全地栖居于大地上。当这种感受升华到哲学层面时，大地伦理学诞生了。■王晓华近来，南方部分地区暴雨连绵，灾害再次困扰芸芸众生。在抗洪的过程中，再次反思完全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，想起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。面对洪水之类现象，最常见的说辞是“天灾”，但此类观点显然有悖于天人合一的古训：自人类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他/她就已经与天地并立为三，既能赞天地之化育，又会破坏已有的平衡。如果说天灾是“极端”现象，那么，它就很可能牵连出“极端”的人事。最近的水灾就是一例。20世纪以来的造田和造城运动却使湖泊的面积不断萎缩；水失去了家园，必然四处流浪；流浪的水多了，就会形成洪灾；道理就是怎么简单。反观因果之链，问题的源头还是人，尤其是只考虑单一物种利益的伦理学。后者表面上将人推上高处，实则把使人沦落为无根的存在，而这意味着危险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所谓的“自然灾难”实为寓言，它提醒人类重新为自己定位。事实上，早有人洞察了这个秘密。20世纪40年代，有个叫利奥波德的大哲就曾说过：只有“对其他生物伙伴产生一种同胞感”，人类才能安全地栖居于大地上。当这种感受升华到哲学层面时，大地伦理学诞生了：“从生态学的角度解释历史，清楚地说明人实际上只是生物体系中的一部分。迄今为止仅用人文观点来解释的诸多历史事件，实际上是人与土地之间的生物作用。”在他看来，以前的伦理学以人类为中心，没有形成涉及大地关系的道德观。大地如同奴仆，仍只是被占有的财产。面对大地时，人只要求特权而不讲义务，恣意索取而不考虑后果。随着人类力量的扩大，这种狭隘的伦理观念引发了连绵不断的生态危机。为了亡羊补牢，道德观念就必须向大地延伸，建立全新的生命伦理学。从大地伦理学诞生的时刻起，横亘在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藩篱被拆除，道德的疆域扩展到所有生命领域，人开始追求更大范围的正义，日益尊重自己的异种伙伴和整个群落体系。这是飞跃，是质变，是革命。假如我们早一点接受大地伦理学，在反观当年的填湖运动中，不难发现一种狭隘的立场：只考虑人类的利益，忽略其他动物的福祉。作为大地的一部分，湖并不是人类的私有财产，而是众多生命的共同家园。鱼在其中游弋，飞鸟掠过湖面，芦苇和水草在浅滩上繁荣生长。水面每缩小一平方米，其他生命就会丧失同等面积的家园。随着众多湖泊的消失，物种消失的悲剧持续上演。由于物种和物种相互依存，因此，这种损失最终会影响人类的生存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大地伦理学即使不无道理，也诞生得太早了。只有当我们完成了基本的现代性计划，它才能被纳入议事日程。受制于这样的逻辑，许多人丧失了及时扩展心灵版图的机缘。于是，精神上的狭隘对应着行动上的短视，有关利益的言说遮蔽了大地伦理学的福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少领域的生态风险非但没有缩小，反倒变得更加触目惊心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：哪里有危险，哪里就有拯救。在21世纪的第16个年头，这句诗激发了我的期待之情：借助日益发达的当代传媒，洪水的意象早已映入亿万人的眼帘，但它是否会唤起反思的力量呢？我们能不能从此接受大地伦理学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，受益者将不仅仅是人类。（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）